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不留痕迹。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怀想二十年前，华老猝然离世。而之前的二十年，作为华老的助手，我一直伴其左右，套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零距离接触”了。 华老是我的人生坐标， 四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永远不会改变。
最初印象
我于1960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华老时任该校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他也是我复变函数一科的任课老师。课堂是我和华老最早的接触，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我十分仰慕他的渊博学问。
记得1965年2月，也就是我毕业的那一年，华老开始了对统筹方法的试点。他组织了一批学生放弃毕业论文，到工厂去开展实践工作。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去了北京774厂（北京电子管厂）。在半年的时间里，华老是我们的带队老师，天天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之间的接触多了起来。在我眼中，华老从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成了日日相伴的亲切长者。
那年临近毕业的一天，我们全年级1000多人正顶着酷暑在学校里挖游泳池，作为给科技大学的毕业献礼。当时有人叫我说华老找我，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当时对我表示，准备把我留下，给他当助手，问我愿不愿意。
我对华老那天说的话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记忆犹新。他问我，你留下来给我做应用助手，成果不见得能被学术界承认，“你怕不怕以后别人说你没学问？”我当即表示为经济建设服务，给社会创造财富，是最光荣的任务，很乐意从事这份工作。
作为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我们一直被灌输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年轻人更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而华老作为我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等多方面理论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将工作重心转入应用领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百万人的数学”（华老在英国讲座时海报的标题），绝非易事，更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华老拖着有残病的身躯，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都奉献给了应用实践这一道路，而且至死不渝，开创了中国数学应用的先河。
1974年冬华罗庚应邀到广西推广优选法、统筹法期间参观南宁手扶拖拉机厂。
放下手中的鞭子
当时学界流传着两条鞭子的说法。一种是拿着理论的鞭子打应用，还有一种是拿着应用的鞭子打理论。华老生前多次评价这些举着鞭子的人都是既不懂理论也不懂应用的人。
华老1963年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汇报，内容我没有亲眼见过，事后他给我们讲了主要的思想，就是下决心，走出象牙塔，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为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毛主席在1963年3月18日回了信，“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短短八个字坚定了华老的想法，让华老深受鼓舞。从此，华老有了一种当仁不让的气魄。他说，我不搞谁搞呢？我去做应用，总没有人会说我没学问。
两年之后的1965年7月21日，毛主席给华老来了第二封信，“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这让华老深受鼓舞，更让华老激动的是这封信以“华罗庚同志”称呼（前一封信是“华罗庚先生”），表达了主席对华老的恳切与认同。
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华老对学生的要求是面壁十年；从事实践活动，华老的哲学是走出去，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他经常讲，想以高深的理论让群众听不懂，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如何讲得让群众都明白，这才是真正的本事。解决问题，不在解决方法的水平高低，而在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大小。即使只使用了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只要解决了问题，就是好样的。
因为华老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自然常常遭受“持鞭人”的非议，好像华老走遍大江南北只在游山玩水。这简直就是冤枉！华老腿有残疾，根本不能爬山。我们需要上山考察时，华老都在山下，边做笔记边等待。记得1965年我们在西南三线试点时，大都走的是在陡峭的山上抠挖出来的道路，随车上山本身就是极危险的事情。我们居住在帐篷里，上厕所也只能在倾斜的山坡上就地解决。华老有腿病，不能下蹲，在山坡上方便时都必须有人拉住他，其中的辛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然而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华老身先士卒，引领着我们，走遍了一个个地方，解决了一个个难题。
1979年华罗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纺织企业推广优选法
前些天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一位博士采访，他说国外把华老推广应用数学的方法（即优选法统筹法）叫做龙方法，这个比喻非常到位而且形象，我很有认同感。
优选法统筹法的推广是以省为单位展开，华老生前我们实践的范围已经达到了28个省、市和自治区。在各省做推广时，都是以华老的报告为开篇，是为龙头。一个报告的听众数量之多（除主报告会场之外还要设立多个分会场，同时播放广播，助手们在分会场做现场演示），往往可达10万人以上，恰似长龙追彩球。
实践的过程也是如此。我们来到一个省市，基本上是100多人的总队，总队按照地区分成若干个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到一个地区或者城市，再分成机械、化工、建筑等若干组。这些组在各行业分头进行实验，成功后进行推广。这种类似群众运动的普及工作以优选法统筹法为核心，环环相扣，也像一条蜿蜒舒展的长龙。队伍的组建上，华老根据不同的行业需要，组建临时队伍，优势互补，资源整合。来则成形，去则成气，工作效率往往很高。
1977年我们在山西大同口泉站，任务是突击运输100万吨存煤。口泉站是全国最大的运煤车站，负责临近9个煤矿的煤炭运输任务，煤运量大约相当于全国的3%。当时的老大难问题是100万吨煤运不出去，而且自燃，但是北京等地恰逢冬天却严重缺煤。
华老派我到当地，我在大同找了一个学数学的人，一共3个人的小组，用1个月的时间做出实验方案。实验的当天，华老冒着大雪赶到口泉站，观看我们的实验结果。我们以日装车辆为指标，利用统筹方法解决了上水、除灰、加煤三排队问题，在实验的当天日装车辆就从原来的700多车增加到800多车，增长率为20%。最终日装车辆达到1503车，比原先翻了一番。这个“优选节油与铁路统筹”项目后来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实验成功后的庆功会上华老的讲话，结尾是这样说的，“北京太缺煤了，你们是为北京做贡献，为全国做贡献。我是人民代表，我代表人民感谢你们。”这句话实实在在，但是很感动人。
在从1965年开始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都是以微观为主，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1982年，万里同志找到华老，让他为国家的长远规划做些工作。他对万里同志说，我现在正在打基础，正在仔细清除信息、数据中过量的水分。但也从那时开始，华老开始组织我们进行一些宏观性的项目，如两淮煤炭十五年发展规划，准葛尔露天矿规划，等等。华老生前也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安排大范围的国民经济优化理论研究。
最后一天
1985年6月，应日本亚洲交流协会邀请，我们一行8人赴日进行国际交流。当时华老的身体情况很不理想，之前有过3次心肌梗塞。按医生的说法，华老即使住在医院，如果旧病复发，抢救成功的机会也不会超过1%，在此情况下，华老的夫人就非常反对华老出行。然而华老是个非常执著甚至倔强的人，他（时任政协副主席）给中央打报告，表示希望前去。在此情况下，华老的学医的儿媳被安排随队同行。
华老到了日本，受到了极为广泛的欢迎。由于优选法统筹法在中国推广和应用获得成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称誉，因此不仅是学术界，更是受到了注重实践的日本企业界的欢迎。从6月2日出发到6月12日，在10天的时间里，华老都处于一种高度的兴奋状态。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应邀在日本东京大学作题为《理论数学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他倒在讲台上，当晚10时9分逝世。
6月12日下午3点半，华老在东京大学做报告。他报告的内容几乎是对他一生的总结，从学术到实践，一一叙述。讲到兴奋处，华老西装也脱了，从椅子上站起来，拿着拐棍当教鞭，激情澎湃。我依稀看到了60年代初华老执教时的翩翩英姿。 一个不太顺利的情况是，会场配备的日文翻译对专业术语翻译比较困难，在征得在场听众的同意后，华老用英语演讲。也就是说，如果使用翻译，华老还可以利用翻译的间隙稍事休息，可是改用英文后，华老的演讲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但也意味着没有时间休息了。
华老在报告过程中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内容也非常精彩。但华老坐下后，在鲜花还没有送到面前时，他就缓缓地倒下了。华老倒下不到三分钟，东京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就赶到了。多人轮流做人工呼吸和电击，仍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后来华老被转到东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抢救，中国驻日本大使等也都赶到了现场。大使代表国家向日本医生表态，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
抢救过程大约持续了5个多小时，在此期间甚至有医生劳累晕倒。期间曾提出了多种抢救方案，比如我们提出进行更换心脏手术，但以华老当时心脏大面积坏死的情况下，已经完全不可能实施。在那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停止抢救就意味着死亡。晚上十点九分，在已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医疗小组宣布华老逝世。
当时原计划将遗体接回国内，后来改为在当地火化，灵堂就设在东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里。我们陪着华老走过最后的一段旅程，为其守灵。6月15日国家派专机将华老的骨灰运回国内，华老回到了他深爱的同时也深爱他的祖国。
